车开出一段距离后，我听见坐在后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两个老朋友似的聊开了天。

崔可夫试探地问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时间去过几次第229师，但是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新调过去的吧？”

崔可夫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时间我还在第229师时，发现师级指挥员就只有萨任上校一人，别说政治部主任了，就连师政委都没有。后来还是遇到来自方面军政治部的营级政委潘琴科，师里才有了个临时的师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我是萨任师长的老战友，早在他还是团长时，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当我们师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时，很多部队还没来得及收拢，为了不贻误战机，经过师党委会研究后，决定由师长萨任同志先带五个营进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师政委特鲁宁同志，则等剩下的四个营集结完毕后，再赶到战场和师长汇合。”

崔可夫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嗯，这个情况我了解，第229师进入战场时，全师只有五个营的兵力，却要防御宽度达到十五公里的区域，实力是弱了点。假如九个营都同时到达，并配备了足够的反坦克力量，那么你们师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阵地上，可靠地保护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制止敌人向第62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班杜林苦笑着回答说：“我们师当时是部署在哈尔科夫方向，以预防该地区的敌军北上攻击莫斯科，可谁也没有料到，敌人的真正进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师长带着五个营开拔后，我们光收拢剩下的四个营，就花去了两天的时间。等部队集结完毕，要出发了吧，负责铁路调度的军运指挥员却告诉我们，因为要开拔到顿河流域的部队很多，再加上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铁路线，我们师要想乘车的话，起码要等上一个月。军情如火，我们可没有时间等上一个月，所以采用步行的往这里的战场赶来。虽然我们紧赶慢赶，但还是用了将近十天的时间才到达战场。这个时候，师部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战斗位置，渡过顿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却了。于是我们又渡过顿河，沿路打听着找到了师部所在地，和萨任上校会师。”

“班杜林同志，”我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道：“我前几天也曾在第229师待过，当时从方面军政治部来了一位特派员，被萨任上校任命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着我，回答说：“奥夏宁娜中校，你说的是营级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见我点头表示肯定，又接着说，“我和特鲁宁同志回到师里后，政委自然就是特鲁宁，而潘琴科这位代理政委，就成为了师里的副政委。”

听到萨任上校对潘琴科的安排，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至少他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立马就感觉在心理上和他又亲近了许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开口说道，“既然你和萨任上校认识了很长时间，能给我讲讲你对萨任的个人看法吗？”

班杜林爽快地点点头，说道：“可以的，司令员同志。反正我们还要做很长时间的车，就让我给你们讲讲我和萨任上校之间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他的团里去任职。当时萨任师长还只是一名中校团长，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战斗经验，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所以我报道时，他只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便扭头问坐在旁边的团政委特鲁宁：‘政委同志，我们团里还有什么空闲的职位吗？’

特鲁宁还算友好，过来和我主动握手后，才回答说：三营刚补充完毕，缺一名政治副营长，可以让班杜林同志担任这个职位。

萨任同志听完，看了我半天，勉强同意了政委的提议。于是就这样，我到了三营担任政治副营长的职务。我到营里不到半个月，部队就被抽调到了列宁格勒，参与对芬兰的作战。

司令员同志，您应该知道，芬兰的冬季蛮长而严寒，风大雪多，气温常年在零下30~40度以下。战争爆发时，正逢全年中昼间最短的季节，漫长的黑夜极大地限制了我军航空兵优势的发挥。战争开始时正赶上一场大雪，战区积雪深达一米，给我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不便，却给擅长滑雪的芬军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崔可夫听到这里，抬手打断了他后面的话，有些不耐烦地说：“芬兰的地形怎么样，我们心里都明白，我曾经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你还是直接说重点吧。”

“我们团的任务是进攻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由于敌人的防线有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它由纵深约90公里的3道防御地带组成。各道防御地带均依托湖泊沼泽等天然障碍物，构筑有大量永备发射工事和土木火力点，另有近千个地下暗堡，并以堑壕和交通壕相沟通。面对如今坚固又易守难攻的工事，我们团前后发起的几次攻击都没有奏效，反而伤亡累累。当一营二营的进攻再度受挫，被迫后撤的时候，防线上的芬军趁机发起了反突击，企图一举突破我军的阵地。就在这时，我带着新组建不久的三营冲了上去，和敌人展开肉搏近战，经过一番恶斗后，我们全歼了这股敌人。

当打扫战场时，萨任和特鲁宁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我们营所取得的战果大加赞誉。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经过这次战斗，我所承担的工作，也由原来救助伤员、运送物质、打扫战场这类的工作，变成了负责全营的政治宣传，并有资格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

“萨任上校是一个屡立战功的英雄，但他的缺点也不少。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他的脾气暴躁，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崔可夫忍不住又插嘴，发表了自己对萨任的一点看法。

“是的，司令员同志。到团里以后，我就听不少人说他的脾气古怪，但在真正接近后，却发现他还是有很多优点。虽然他有时很粗鲁，经常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冲着自己的部下大发雷霆，跳起脚来发脾气。但是等事情一过，他又会让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部下道歉。

在战斗中，他也有缺点。只要在打仗的时候，遇到了前面的情况不妙时，他就会对特鲁宁说：‘政委同志，这里交给你了，我到前线去看看。’说完，就带着几名警卫员，跑到战场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方，甚至和敌人面对面地交火。

不可否认，他的这个作战特点，自然会给第一线的指战员们增添无限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使最危险的阵地稳定下来，或者使最难攻克的阵地被我军突破。可是他忘记了他是指挥员，应该留在指挥部里统筹全局，而不是像普通战士那样去冲锋陷阵。他的这个缺点，如果是当连排长的时候，还不显得怎么明显；等他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的时候，就显得越发危险了。要知道一旦他在战斗中有什么意外，部队就会出现群龙无首指挥瘫痪的情况，到时就有可能破坏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使命。”

崔可夫听他这么说，居然出人意料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班杜林同志，你说得很对。要知道在前段时间的战斗中，就有过这样惨痛的教训，第192师师长扎哈尔琴科上校，当敌人突破该师的防线，并向他的师指挥部逼近时，他没有听从部下的劝说，迅速地撤退，而是要留下来和敌人战斗。结果等他乘离开师部时，却被逼近的德军坦克发现，他的吉普车被炮弹击中，他本人也当场牺牲，失去了指挥的第192师很快就被敌人击溃了。要不是第62集团军在科斯卡河边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话，估计他们就全军覆没了。”

说到扎哈尔琴科的牺牲，班杜林也唏嘘不已，感慨地说，等回到师里，一定要好好地劝劝萨任上校，不能让他在战斗中轻易到前沿去冒险。

两人的谈话，还是给了我一些启示。我在考虑既然曼纳海姆防线在苏芬战争中，都能给强大的苏军予以重创，假如在斯大林格勒城里也修一道这样的防线，是不是可以在给敌人予以重创的同时，又可以尽可能多地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

正想着，又听到后面的班杜林在问：“司令员同志，我看到您的那名传令兵，年纪看起来还非常小，应该还不到十八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