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格瑞特卡和萨夫琴科要离开前，我特意叮嘱两人：“你们今晚的行动，是悄悄地潜入敌人的后方，侦察他们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和敌人发生交火。记住，在独立师里，每个战士都宝贵的，不要让他们牺牲得毫无价值。最后，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次执行任务是集团军首长亲自交代的，是对你们的一种考验。你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决定了你们能否在上级领导的心里留下好的印象。明白了吗？”

“明白！”格瑞特卡和萨夫琴科整齐地答应一声，向我敬礼后转身离去。俄语水平极差的格拉姆斯压根没听明白我向他们交代的是什么，看到自己部下的离去，也慌忙向我们敬了一个礼，转身跟着跑了出去。

望着格拉姆斯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基里洛夫抬起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接着自言自语地说：“也不知道这个爱伦堡同志什么时候才能到？”

“政委同志，”坐在报话机旁边的拉祖梅耶娃忽然用怯生生的声音问道：“您说的爱伦堡同志，是那位著名的犹太作家和新闻记者吗？”

“是的，拉祖梅耶娃中尉。”基里洛夫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也听说过他吗？”

“是的，政委同志。”一向表现的很冷静的拉祖梅耶娃，在提到爱伦堡的名字时，脸上露出了花痴的表情：“我还在学校读书时，就看过他的诗集《前夜的歌》。后来毕业后，又陆续看过他的新诗集《为俄罗斯祈祷》、《火》、《前夜》、《随想》和《毁灭性的爱》。”

基里洛夫听拉祖梅耶娃这么说，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中尉同志，真没想到你也看过他的书。你刚刚提到的这些诗集，有一段时间曾经是被束之高阁的禁书。”

“啊？！”拉祖梅耶娃大吃一惊，慌忙反问道：“政委同志，我觉得他的诗写的很好啊，为什么会成为禁书呢？”

“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后的那年7月，爱伦堡随同一批政治流亡者绕道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回到了祖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爱伦堡产生‘新的希望’，曾在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保障部、学龄前儿童教育处和剧场管理局等部门任职。但他的思想仍较复杂和矛盾。面对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极度的经济困难，爱伦堡开始时的希望和热情很快就为怀疑和犹豫动摇所代替。这几年他出版的几本诗集，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个伟大世纪’的诞生，另一方面又说自己‘对当前的现实既欣喜若狂又惶惑恐惧’，并把革命称作‘血腥的旋风’、‘毁灭性的爱’等等。正如爱伦堡同志在再次返回祖国时所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并不理解革命，继续处在动摇和迷茫之中。’……”

基里洛夫和拉祖梅耶娃说起爱伦堡，顿时就聊个没完，就连坐在旁边的娜佳和巴斯曼诺夫也凑了过去。听他们几人聊爱伦堡聊得热火朝天，我心里感到格外不舒服，走回桌边坐下后，望着依旧说个没完的几个人，不禁重重地哼了一声。

站在旁边的阿赫罗梅耶夫听到我的哼声，被吓了一跳。他左右张望了一下，走到我的身边坐下，望着那几个正聊得投机的指战员，低声地问我：“师长同志，您以前就认识爱伦堡同志吗？”

“当然认识，”我没好气地说道：“假如不是认识他的话，我现在自然是少将军衔。”

阿赫罗梅耶夫在沉默片刻后，小心地问道：“师长同志，据我所知，您早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就是少将军衔，后来是因为出了点事情，才被降为少校的。难道您的少将军衔被褫夺，和他有关系吗？”

“可不，”我难得有个发牢骚的机会，便对着深得自己信任的阿赫罗梅耶夫，讲起了和爱伦堡结怨的来龙去脉：“……我因为看到被德国人残害的卓娅的遗体，一时怒火中烧，便下令将俘虏的士兵全部枪毙了。没想到就是那么不凑巧，正好被来采访的爱伦堡见到了这一幕，便拍了照片并将这个新闻发表在《红星报》上。因为这个新闻被多家资产阶级的报纸转载，引来了许多的不良后果，所以我就因这事被降职，并被派往列宁格勒方面军。”

“原来是这样啊。”阿赫罗梅耶夫听完我的讲述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后向我建议：“师长同志，我去叫他们停下来，别再讨论这个讨厌的新闻记者了。”说着他就要起身。

我连忙伸手拉着他，摇摇头说：“算了，让他们说吧。虽然我和爱伦堡之间有积怨，但毕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别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参谋长，难道你没看到大家有多么喜欢他吗？”说完这番话以后，我便沉默了下来，心里暗想这个爱伦堡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以及或多或少地了解他的一些经历。如果我继续把他当成敌人的话，会不会到某一天，我就成为了被所有人孤立的对象呢？上次我去列宁格勒前，他曾经亲自到机场来为我送行，还送了我一堆东西，试图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我当时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没有接受他这种善意的举动。他再过一会儿，就要来我的指挥部了，到时我该怎么办？

正当我思前想后局促不安的时候，一直被基里洛夫他们念叨的爱伦堡来了。也许是念叨他的人太多了，穿着黑色呢子大衣带着黑色礼帽的爱伦堡，一走进指挥部，就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随即基里洛夫他们几个人整齐地说了一句：“祝您健康！”

爱伦堡用左手揉着发痒的鼻子，嘴里说着“谢谢”，同时向迎向他的基里洛夫伸出了右手。两人的双手紧紧相握的时候，爱伦堡居然激动地说：“没想到啊，基里洛夫同志，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两个有八九年没见了吧？”

“准确地说，我们有十年没见过面了。”基里洛夫纠正他说：“您1932年回国时，是我陪你到莫斯科——顿巴斯干线工程去访问，参观库兹涅茨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其它建设工地。”

基里洛夫的话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他们两人居然是老相识了，幸好刚刚没有在基里洛夫的面前说爱伦堡的坏话，否则的话，现在我真是无地自容。

只听爱伦堡又说：“是的，亲爱的基里洛夫同志。在您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库兹涅茨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其它建设工地，祖国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深深感动了我，大大加强了我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的认识，增强了我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热情。这样，通过对苏联和西欧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对比，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而且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