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以后，崔可夫专门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大反攻已正式开始，我们的反攻日期仍是原定的11月20日。

听完崔可夫的通知，虽然我在后世的历史史料中，早已对今天所发生的战斗了如指掌，但还是要装模作样地问问崔可夫情况怎么样，否则我的淡定会引起他的怀疑。

崔可夫也许在打电话时，就一直在等着我问他这个问题。听到我真的问了，他立即激动地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今天友军的反攻情况：“……7时20分，集中在长约28公里的主要突破地段上的各种大炮和迫击炮进入战斗准备。7时30分，传来开火的命令。3500门大炮和迫击炮将一吨吨的钢铁和炸药抛向敌人的阵地。破坏射击进行了一小时后，压制射击又进行了20分钟。

奥夏宁娜，你知道吗？这可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军第一次实施这样强大的炮火突击。我们的这次炮火突击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使他们变得惊慌失措。

8时50分，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步兵和坦克，以及顿河方面军的第65集团军的突击集群同时转入了进攻。

坦克第5集团军的快速集群（坦克第1和第26军）和第21集团军的坦克第4军，在中午时分，就顺利地突破了德军的战术防御，并前出到战役地区。我军突破敌人的抵抗，进攻正在顺利地发展着，战斗已在敌防御纵深展开。”

当我把崔可夫所说的话，转述给其他几名指挥员以后，大家都激动了起来。一向沉稳的基里洛夫居然出人意料地建议说：“奥夏宁娜同志，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不如我们喝点酒庆贺一下吧？”

我疑惑地看着基里洛夫，诧异地问道：“政委同志，要知道我们明天还要指挥打仗，难道您不担心喝酒会耽误正事吗？”

基里洛夫笑着回答说：“没事的，奥夏宁娜同志，我们就喝一点点，不会耽误正事的。”说着他走到了墙边，掀起墙上挂着的地图，变戏法似的从后面掏出一个扁扁的不锈钢酒壶来。看到他的这个举动，我真是哭笑不得，他是什么时候把酒壶藏在地图后面的，我还真不知道。

基里洛夫拿着酒壶走回到我们的面前，拧开盖子后，将酒壶高高举起，大声地说道：“为了伟大的反攻！”说完，一仰头就喝了一口。喝完后，他吧唧了几下嘴，将酒壶递给了我，同时说道，“奥夏宁娜同志，您也来一口。”

虽然我不想喝酒，但盛情难却，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拒绝的话，会让基里洛夫下不来台，所以我接过酒壶，也学着基里洛夫的样子，高高举起，同时大声地说：“为了我们的胜利！”随后凑近嘴巴，轻轻地抿了一小口，便将酒壶递给了旁边的班台萊耶夫。

等指挥部里包括巴斯曼诺夫少校、拉祖梅耶娃中尉在内的所有人都喝过一轮后，基里洛夫把酒壶收了起来，接着我们几个指挥员又围着桌子坐下，聊起正事来。

班台萊耶夫首先开口问道：“师长同志，既然今天德国人被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同志打得这么惨，那么，我认为他们明天来进攻马马耶夫岗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发动反攻的时间？”

我缓缓地摇摇头，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不行，反攻的时间不能更改，还是明天中午十二点先对敌人进行炮击后，再发动反击。”

“为什么呢？”班台萊耶夫有些不服气地问道。

“副师长同志，我不同意更改进攻时间的理由很简单。”我知道班台萊耶夫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要把原因对他说清楚了，他是能够理解我，“因为明天德军还将对我们的马马耶夫岗发起进攻。”

我的话一出口，立即引起了一片惊呼。谢尔比纳政委代表其他人问我：“副司令员同志，如果按照崔可夫司令员所说的，德军的部队被我们的炮火突击打得晕头转向，估计他们现在建制已乱，本身都是自顾不暇，根本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我们的马马耶夫岗吧？”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随后压低嗓音谨慎地说，“您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紧张了？”

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未知数，而对我来说，却是早已发生的历史。苏军两个方面军在今天所发动的反攻，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没有让德军的第6集团军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保卢斯还以为我军的这次反攻，会和以往的那些反攻一样，最后以失败告终，所以在晚上18时，他还给城里的德军部队发通知，让他们做好第二天的进攻准备。

而德军b集团军群司令官冯.魏克斯男爵却发现情况有点不妙，他在22时给保卢斯发去了新的命令：“鉴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出现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便迅速腾出兵力来掩护第6集团军的翼侧，并保证利哈亚（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以南）、奇尔河地段铁路沿线的安全（集团军靠它进行补给）。为此，我命令：

1.立即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作战，各侦察分队的行动除外。这些分队的情报对于组织防御是必不可少的。

2.第6集团军立即从所属编成中抽出2个摩托化兵团、1个步兵师，并尽可能再抽出1个辅助摩托化兵团，将这些部队归属坦克第14军司令部；此外，还要抽出尽可能多的反坦克器，并将这些集团梯次集结在你部左翼，以便向西北或向西实施突击。”

不过保卢斯在接到这个命令后，根本没有当一回事，甚至都没有向自己的部下进行传达，他还在考虑着第二天如何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战果，压根不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悄然来临。

我很熟悉这段历史，所以才能果断地做出不更改反攻时间的决定，可要说服自己的这些部下，却让我有些犯难了。毕竟很多事情是正在进行或尚未发生的，别说我一个小小的师长，就算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甚至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都不见得知道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比他们都先知道呢？

犹豫再三，最后我只好推出条例来当挡箭牌，我把脸一板，表情严肃地说道：“谢尔比纳政委，您在军队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难道您不知道上级的命令，是不允许被讨论，只能执行的吗？”

听到我这么一说，所有的人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再也没人提更改反攻时间的事情了。

一夜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