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来，阳光透过窗户，刺痛了她的眼，她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忽然爬起来，找一切去堵遮窗户，然后用胶带粘起，左一道、右一道，直到撕完了一卷。

屋子里终于暗下来，她蜷缩着躺到地上，没有表情，也没有眼泪。

烟烧尽了，几乎快灼到她的手，卫来想替她拿开，她却手一翻，把烟头紧紧攥到手心里。

问他：“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吗？”

“我没空去恨谁，因为没力气。人绝望的时候，要靠梦支撑。”

“我盯着门，想着，要是有人来救我就好了。我的意中人，管他是不是盖世英雄，只要这个时候，他能从天而降，赶来救我，该多好。”

卫来伸手去握她的手，岑今避开，说：“别，别拖泥带水，我讲这些，不是要你安慰我，你听着就好。”

她就那么躺在地上，过了昏昏沉沉的白天，傍晚时，瑟奇敲门，语气很不耐，说：“岑，你一天不出现，会让人起疑心的。”

岑今爬起来，带着盆，去水房洗脸，打湿了脸之后看镜子，忽然发现，自己锁骨那里，新长出一颗痣。

她凑近了看，手摸上去，才知道不是，是昨晚溅上的一滴血，不知怎么的没擦干净，干结在了那里。

她拿水去擦，血迹很快就没了。

岑今低声说：“但是很奇怪，洗干净了，反而慌了，那以后，控制不住自己，总会时不时地去摸，觉得那滴血还在，一定要擦干净。”

卫来的目光落到她颈间坠石榴石的白金锁骨链上，石榴石很小，像朱砂痣，更像溅上的一滴血。

岑今指尖细细摩挲着那粒石榴石：“你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吧，如果不戴这条项链，我就总是忍不住……”

她沉默了一会儿。

再然后，那天晚上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保护区像手表表面的指针，无波无澜地继续往下走，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叫停。

她有点怕跟人说话，怕看见那么多带着希望的脸。

她给自己找事做，小学校里，有很多剩的铅笔和纸，她找来画画，开始画得不好，但后来就画得越来越像，她不需要模特，一张张脸，脸上的纹络、细部的线条，都像烙在眼睛里，睁眼闭眼都能看到。

有时候，难民过来找她，会好奇地看，也会贴心地帮她挡住再找过来的人：“岑在画画，等她空了再来吧……”

又有些时候，实在避不开，她会垂下眼睛，轻声说：“也不急，慢慢来嘛，要么，你们下一批吧。”

人命关天的事，哪能不急啊，对方求她：“岑，让我先走好不好，我带着孩子……”

她最大胆的一次，是戳坏了面包车的轮胎，瑟奇找到她，一句话都不问，扇了她一巴掌，说：不管是不是你做的，都是你，再有下次，你试试看。

岑今再次喝干杯子里的酒。

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外面到处都在杀人，我让他们逃跑吗？跑出去就会死，待在保护区里，至少还死得慢点。”

“有时候我觉得热雷米和瑟奇死了就好了，但可笑的是，没有他们那些肮脏的交易，这个保护区一天也撑不下去。我就像个废物，食物、水、药品，我一样都搞不来。”

她活得越来越沉默，送人上“船”大概两三天一次，她眼睁睁看着保护区里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划掉那些一个个登记造册的名字，有时做梦，看到保护区其实是个巨大的沼泽，每一个人都在一天天往下沉。

她就等着大家全体没顶的日子。

然而转机来得猝不及防，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暗无天日之后——并不是国际社会终于开完了冗长的会议，而是卡西人的解放阵线打回来了。

不能依靠谁，救自己的，往往是自己。

解放阵线的炮火在城外响起的时候，保护区里的难民人数是175个，热雷米和瑟奇也重新换了一张脸。

他们不再出外勤，靠着囤起的储备严防死守，带领难民们堵门、巡逻、站岗、掀翻那些试图翻墙进来的胡卡人，甚至还负了伤。

难民们含着眼泪感谢热雷米，他回答，应该的，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活下来了。

而对她，却渐渐有了微词，比如：岑像变了一个人，只知道画画，问她事情，她也不吭声……

那一天终于到来，紧锁的铁门第一次放心地敞开，难民们和解放阵线的卡西士兵拥抱在了一起，随军记者到处拍照，热雷米拉她和瑟奇一起拍照，意味深长地说：“留个纪念。”

拍完照，岑今对热雷米说：“我要回家。”

过了两天，热雷米亲自送她到刚刚修复的机场，跑道是土填的，没有围墙，像个大空地，多的是飞机降落——那些撤出的记者们纷纷赶来，抢夺和平后第一手的新闻资料。

巨大的引擎声此起彼伏，她的头发被无处不在的气流搅乱，热雷米捧起她的脸。

说：“小姑娘，你多漂亮，回去之后，忘记这里的一切，会有大把的男人喜欢你，你还会有钱。”

他贴近她的耳朵，说：“我们往你账户里，存了很多钱。”

“你要老实一点，我们有很多证据，你的照片，难民的日记，没来得及寄出的信。哪怕有一天真的事发，你也是主犯。”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互相帮助。别诅咒我死，我安全，你才安全。我死了，你也不远了。”

岑今说：“你们根本不是志愿者吧？”

热雷米咧开嘴笑，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不是，我们是来非洲淘金的，没想到矿床里没捞到金子，却在这儿翻了身，奇迹真是无数不在啊，对吧岑？”

——

蜡烛烧尽了，烟气荡漾在密集的黑色里。

雨也停了，只剩房沿上偶尔落下的滴答声。

岑今低声说：“在卡隆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说，回到北欧就好了，就当做了个噩梦，回来可以重新开始。”

“真正回来了，才发现不行——在卡隆，还有北欧这个幻象作退路，回来了，就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生活紊乱，总是做噩梦，在梦里一遍遍地找联合国撤离的车队，眼前闪过一张张难民的脸，那些我亲自送上车的，还有死在我面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