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腿酸得不行,“酒饱饭足”后,困意也悄悄摸了上来。我寻思着,是时候腾地方睡觉了。折回来的芭蕉叶倒是好东西,可以垫着身子用。
“建国哥,”旗娃这小话痨还是耐不住寂寞,又张开了嘴巴,“我琢磨起一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我说。
“你的事,”他道,“这样吧,你愿意讲,我就听,不愿意讲的话,那我也就不琢磨了。”
“你问吧。”我伸展了一下身体。
旗娃盘起双腿,一手捏着下巴,眼珠子朝右上顶着,煞有介事:“你看你啊,以前做过知青,肚子里有墨水,说话有水平。然后,你还是打过仗的老兵,在部队里又混了那么久。我就琢磨不透了,你这种应该叫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吧,怎么也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儿啊!”
我觉得有些好笑,便问:“那你告诉我,当过知青打过仗该是什么样?要变成孙悟空那样吗?”
旗娃摆手:“不是,你听错意思了。”
“我新兵连那会儿的班长跟我讲,以前进过越南的老兵,只要是还留在部队里的,职位都是噌蹭蹭的往上窜。我说不该这个样儿,意思是你这个班长,怎么搁着都不像呀!”他接着补充道。
“还是说——”旗娃看了我一眼,“刚开始你就挂了花,住了医院?或者你以前是干后勤的?还是另外整出了什么幺蛾子?”
都说童言无忌,意讲小孩子不懂事,讲话不经大脑思考,所以讲错了话很正常。可旗娃这小子,小半辈子也活过去了,却还是不经世故,更不会讲话——也和童言无忌差不多了。
刘思革被他问了个沉默,而这个让他琢磨了许久的问题,也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这件事算是我六年兵涯里的一块心病,我自然是不想提起的。
可是我一个“老资格”,哪里有被兵蛋子问懵的道理。楞住的我,立即就开始在脑子里准备编纂谎话脱身。如果是在部队里,有手下的兵敢这样问我,只需要呵斥几句就行了,可现在几人共处一穴,我要是破口大骂的话,有些丢台面。
而像刘思革那样沉默不语,任人胡猜,我又不甘。谎话,也不知从何编起。
邓鸿超这个大学生,也戴回眼镜,等待起我的回答。祸不单行,黄班长也丢下笔,放下地图,转头过来看向我。估计那抽烟的刘思革,也在角落里等闻今天才将他教训的“老资格”,是为何原因,才“糜烂”在基层,迟迟翻不了身?
我盯着张旗正,心想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不编谎撵人了。我收回眼神,搓着手指上的茧,回答道:“这还不简单,就是上了越南,上了战场,但没杀着敌人,干兜了一圈。你以为越南遍地都是军功,跟水果一样,过去就能捡着吗?”
“我啊,还是那句话,要发扬社会主义螺丝钉精神,做哪样的事,就吃哪样的饭!班长怎么了,班长也是个官儿啊,班级可是军队里最基础、最重要的编制单位!哪怕是上级让我做兵蛋子,我吴建国也句话不吭,埋头苦干!旗娃你小子可听好了,当兵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不是让你整天想着往上攀!”我摆出一种老成的语气,继续说道。
没想到旗娃反驳我说:“可是法国有个主席,谁谁……哦,拿破了,他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
“是拿破仑。”邓鸿超提醒了他一句。
“那你当得上吗?”我笑着问他。
“想当,但铁定当不上。”旗娃叹了口气,“但是这样的话,建国哥,你蛮可惜嘞,战场都上了,却没碰着敌人。”
“不可惜,”我点了一支烟,“只要命还在,没什么好可惜的。有命立功,没命拿奖章才可惜呢。”
旗娃若有所悟的点点头,他说:“嗯,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处长都跟咱几个保证了,任务一完成,就有军功可以拿,绝不可能是干溜一圈儿了!”
“希望你以后可以当个干部,或者考进大学,做大学生。”旗娃笑眯眯的看了邓鸿超一眼。
我对他的祝愿点头致意。
这个问题,总算是圆过去了。我吐着烟,脑海里不自觉的回忆起那些过往岁月。没想一阵,盯着我的黄班长,却干笑一声,他不紧不慢的传来了一句:“你们的建国哥,在说假话糊弄你们呢。他呀,以前差点就是战斗英雄了呢。”
话刚说完,洞外恰巧又是一声轰隆隆的惊雷。惊雷好似合着黄班长的话语一起,穿身而过、触头电脚,让抽烟的我打了一个急颤。
黄班长拧开水壶,喝了一口水。他笑眯眯的盯着我,看我作何反应。这笑容,就像是我肚子里有几两肉,他全知道。而我刚才的话语,不过是被他听在耳里,笑在眼里。
是,我刚才确实是在讲谎话糊弄他们,这是事实。可是,这个才相处不到两个月的黄班长,怎么会听出我在撒谎呢?这件事,我可从没向谁提起过。
“啥?”旗娃立即问,“战斗英雄?”
黄班长点点头,还是继续看着我。他的脸上有些小得意:“看来啊,这里就我一个人知道。”
旗娃看看他,又看看我,一脸迷雾。这小子随即问:“咋回事啊,建国哥,你是战斗英雄?”
邓鸿超推推眼镜又看向我,他的眼神里发着光,也像是掘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抽烟的刘思革也完了事,他走回火堆,低头按着我的肩膀,问我道:“真的假的?老吴诶,有这事儿你还掖着,还不讲出来!快快快,讲来听听!”
这下可好,原本已经糊弄完旗娃,却钻出来一个黄班长。而这黄班长,知道的东西好像不比我少。我抽了口烟,低头避开四人的眼神,说:“没啥好讲的。”
“他不讲,黄班长来讲!”旗娃这鬼小子,立即拍定了主意。
黄班长笑着摇头,说:“那得要你们建国哥同意了才行。”
“怎么样,要不要我来讲?”黄班长接着问我。
我抽了口烟,想了一阵,便玩笑般的答了一句:“爱讲不讲,但讲无妨。”
既然谎言都被拆穿了,我也不可能一直拗着。一来,我突然很想知道黄班长是否真的知道些什么。二来,这件事本身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坏事,他要讲,就讲,也免得让几个战友觉得我是故意说谎话糊弄他们。
见我点头,黄班长便真就拉开架势,吐出话语。他在这已有几百万年历史的洞穴里,拈起了微不足道的陈年旧事。几个人围在火堆旁边,思绪又由黄班长的嘴巴,飞进了另一个时空里。
我之所以将这件事称为我的心病,是因为这之中夹杂有太多情绪。有后悔,有不甘,更有伤痛。它既是我的荣耀,更是老兵的战争伤疤。
事情,还要从一九七九年讲起。
之前已经提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是十万入越部队中的一员。当时在我的班里,有我一个同乡。同乡名叫田荣国,是我从小就认识,但不太熟悉的那种。说来很巧,我返城之后,两人同时约定入伍,同时去了征兵站,又同一批上了火车。
阴差阳错之中,我俩又进了同一个新兵连。最后挑兵下连的时候,又给分到了一块儿。
当年我所在的部队,是对越作战的先头军。前期攻势很猛,队伍势如破竹,一路向前,可一路打下来,我们整个连对的战斗减员有些严重。光拿我们班来说,一个十来人的班级编制,就还剩五个人。田荣国和我运气好,都没挂彩。
班里还没来得及补充新兵,结果在某天下午,我们连队接到一个攻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