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么多年过去，这里早就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甚至连路名都换了。

我一路寻上，一级一级的找到了相关的街道、社区单位，有着退伍军人的身份，做这些事还比较顺利。一个年轻的主任接待了我，我报出了杨老前辈的名字，但他却没听说过。那个主任还比较热情，他为我拨打了几个电话，最后问到了杨老前辈的消息。

杨前辈生前还是有那么点儿名气，我被告知，在那动荡的十年，杨妻不堪辱名，不忍批斗，精神奔溃后自杀了。而他的两个子女，交由杨前辈的兄弟抚养，现在已经移民到了国外。至于以前分配的公寓楼，早就在新城的规划中，推倒重建了。

我想了想，最后把手表留给了那位主任。我请求他，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联系上他的家人，然后将这块手表，送到他们手里。

主任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他问，您怎么称呼？

我楞了楞，摇头说，就叫退伍军人吧，手表是国家带回来的，是国家没有遗忘他们的证明，我，不过是一个送信人。他们生前没有名与利，死后没有荣与光，但国家不会遗忘。

再后来，我拿着那张黑白相片，继续赶往另一个城市。黑白相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地下的大水中，已经被泡发，都快有些辨认不清了。

这可是刘思革那老小子的宝贝家当。

刘思革的具体地址，我不清楚，但以前和他抽烟打屁的时候，他提过了那么一次，我还有印象。照着模糊的印象，我到了那个城市，找到了当地批报烈士的相关部门。事情差不多过去了半年，刘思革牺牲的消息，应该也发下来了。果不其然，辗转于几个机关部门之间，一番查阅之后，我找到了那老小子的名字，也拿到了刘思革的住址。

但那老小子的住址，未免太偏僻了一点。

又是一番疲累的辗转，我乘坐了各种奇怪的交通工具，走了不少山路，终于来到那个村子。村子稳稳坐落在群山之中，就有些像越南的那些村子。几番询问，我找到了刘思革的屋户。屋子不怎么样，甚至有些破烂。

我站在屋子的泥坝上，楞盯着那关着的门，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恰在这时，一个老人挑着一担农具走了回来。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那是刘思革的亲戚。我是说，刘思革如果老了，肯定也长那样子。果然，老人前来与我攀谈，得知他就是刘思革的父亲。

看着他，我似乎明白半年前的刘思革，为何要放走那山民。因为他的老父亲，晃眼一看就跟那山民有些像。

得知我是刘思革的战友，他们热情款待，做了一桌子农菜，留我吃饭。我看到了刘思革的两个兄弟，但刘思革的母亲，早早辞别了人世。饭桌子上的气氛其实很怪，每个人心里都盖着一块不愿揭露的伤疤，但却竭力营造欢快的气氛。

这种怆然与欢喜交杂，我在拜访田荣国家人的时候，也体验过一次。

我说，刘思革很勇敢，他是为了掩护队友的转移，才壮烈牺牲的。如果没有他，得多死不少人。祖国感谢他，战友们也都感谢他。

但，那又怎样呢？人都是自私的，这一饭桌上的人，最想要的，还是刘思革那老小子平安回来，吃上一桌普通的家常便饭。果然，刘思革的老父亲，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掩面下桌。而两个兄弟，则还竭力稳住饭桌上的气氛，不想让我这个“客人”同悲。

那是一顿很酸涩的饭。

刘思革的遗体未能运回来，他们便就在后山立了个衣冠冢。在堂屋，我见到了刘思革的遗照。照片是他入伍时候的照片，我看着那相片上一脸严肃的老小子，鼻子不免又酸，真感觉隔了七八辈子。上次我俩见面，还是在越南，还是在那个子弹乱飞的悬崖。

越南，他的家人，恐怕都想不出那里有多南，那里又有多远。

我想了想，最后没有把那张照片拿出来。拿出来了，他的家人恐怕更会加重伤悲。跑这一趟，也算是了却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吧。毕竟，在他光荣之前，我是他生命里最后的记忆。

告别了刘思革家人，我便拖着空虚的灵魂与身体，回到了家乡。

其实，战争对一个人的创伤，并不是震耳欲聋的炮火，也不是生离死别的伤悲，更不是触目惊心的断手断脚。创伤在于，你活了下来，日子就得继续过，问题是，你该如何压着那些回忆，那些经历，好好的融入回正常生活中。

我认识许多老兵，就是扛不住那些扭曲的记忆，噩梦缠身，整天酗酒，整天无事，打骂家人，脾气暴戾，不知所终。

复员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经历着一段相当抑郁的时光。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辈子，在我的主观感受中，几乎都献给了军营。而现在复员回了普通人，总感觉格格不入。人这一辈子，在经历一些东西之后，的确会变得不一样。

我也整天在想，邓鸿超，是为什么原因，要尾中反祸，要让任务失败。我想出了原因，也好像没有想出来。

国家的改革一步步在往前走，生活一天天在变好。

之后，我在二哥的建议下，报了学习班，参加了高考。脑袋里整天想东想西，结果自然未能如愿。我没有咬着牙，继续去揽那高梁子。后来，国家的政策一步步明朗，我告别了家乡，去了一个南方的沿海城市发展。

事情到了这里，似乎也就没什么再向各位分享的了。后来，在老兵组织的活动中，我那班里的战士，联系上了我这个老班长。他们如得至宝，拉我在酒桌上醉了两天两夜。他们聊起了老山的战况，聊起了以前的军营，也聊起了牺牲的战友。

他们也给我看了一些战场的照片，照片上拉在猫耳洞前的标语格外醒目：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他们问我，班长啊，你临战前被调走了，是不是走的关系？

良酒下肚，五味杂陈。我顶着醉醺醺的脑袋，用几十年的语气训了他们一顿。然后胡乱讲出了那些奇怪的经历。他们不相信，以为是我的酒后胡话。而我，却晕躺在饭桌上，念着黄班长，念着旗娃，念着他们，哭了好久好久。

至于黄班长，至于旗娃，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任何信息。

黄班长，如果他没有被大水冲走，现在肯定一路攀升，官居高位。我经常在想啊，那个年纪轻轻、仕途光明的指导员，能在那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任务顺利，可以毅然决然的牺牲自我，来换取其他队员的安全。

这该是人性的光辉，还是自我意识的胜利呢？总之，我怀念他，我敬仰他，这支铁打的军队，这个曾经处于风雨飘摇、而不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正是因为有黄班长这样的人存在，才能稳稳的屹立在这颗星球之上。

再说说旗娃。其实复员后没多久，我就喝到了他所说的可乐，也见识到了什么大三洋小索尼，更还听到了喧吵的迪斯科。可乐。可乐没他在山洞里说得那么神，喝起来有甜，似乎也有苦，苦甜交杂，就像我忆起那小子一样。

可乐还冲鼻，也像鼻子发酸的那种冲。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火遍了大江南北。年轻人都爱拿它来跳舞，而我每每听到它，总会停足细想，想起那百米之深的地底之中，旗娃不搭调的嚎唱。这首歌代表着一个时代，而在我心目中，它也代表着更为深层的东西。